雪域考古：西藏的史前居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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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器晤
史前西藏｜从卡若到曲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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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

新石器文化简论

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现在经过命名的只有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分别以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性遗址。卡若文化分布在藏东北地区，曲贡文化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两个文化分布的地域不同，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年代上也有较大距离。

昌都卡若遗址1978～1979年由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是西藏地区第一次科学发掘的古文化遗址，海拔高度为3100米。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东南约12公里处的澜沧江东岸，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1800平方米。卡若遗址发掘出一座保存不完整的史前居址，发现石墙、房址、道路、灰坑、石台和石圆圈等遗迹，出土文化遗物有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还有不少动物骨骼及小米遗存。卡若遗址作为西藏境内首次正式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丰富的收获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卡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表现有很多独具一格的特点，它是探讨西藏高原史前农耕文化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卡若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占多数，也有一些玉器和骨器。石器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类型有铲状器、切割器、斧形器、锄状器、尖状器、敲砸器、砍斫器、刮削器、石钻、矛和镞等。出土一定数量的细石器，有较多细石叶，见有典型船底形、楔形、柱形和锥形细石核，细石器则有尖状器、雕刻器等。磨制石器和玉器较少，采用穿孔和抛光技术，制作相当精致，有条形斧和锛、凿、长方形和半月形刀镞、重石、磨盘等，带刃器多为偏刃器。

卡若遗址出土的骨器数量也不少，品种较多，以尖刺类器具为主，磨制精细。主要器形有锥、针、刀梗等，以骨锥数量最多。

卡若人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器形比较简单，全为平底器，器耳不发达，主要有小口罐、高领罐、折腹盆、曲腹盆、直腹盆和碗等。陶质全为夹砂陶，以灰色陶和黄色陶为主，也有红陶和黑陶，表面多经磨光。陶器的纹饰用剔刺、刻划、拍印、彩绘等方法表现，纹样多见平行线纹、方格纹、菱形纹和绳纹等。

卡若文化陶器

卡若人在建筑中大量采用石块为材料，构筑房屋、道路、石台和石圆圈。发现房屋基址28座，平面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半地穴式和平地建筑，也有考古上罕见的楼屋遗迹。

卡若遗址没有发现墓葬。

后来在昌都地区的调查和发掘中，还发现了其他与卡若遗址内涵相似的遗址，如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就有同样性质的堆积。鉴于卡若遗存文化内涵的独特性，发掘者在1985年提出了“卡若文化”的命名，它是分布在藏东北地区的一支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根据卡若遗址碳-14测定数据确定的。卡若遗址的碳-14数据共测得41个，舍弃少量明显偏早或偏晚的数据外，卡若文化的年代数据集中在下面三个时段范围内：

1、公元前2450～2580年；

2、公元前2850～3030年；

3、公元前3296～3380年。

发掘者将卡若遗址的堆积划分为三期，与这三个年代时段大体相合。可以由此确定卡若文化的下限为公元前2400年，上限为公元前334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5300～4300年之间，延续的时间为1000年上下。

卡若文化发现以后，由于它的分布并不处在西藏腹地，研究者对它是否能代表整个西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心中尚存有疑问。虽然在雅鲁藏布江的林芝等地也发现过一些大体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是由于文化面貌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对西藏腹地史前文化的性质一直缺乏真正的了解。自从拉萨曲贡遗址发现和发掘以后，这一局面才开始有了根本的改观。

拉萨曲贡遗址是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发现的，1990～1992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它是在西藏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海拔高度为3685米上下。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城以北的拉萨河谷边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3000平方米有余。清理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的遗物有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地第一次发掘的海拔最高的史前遗址，而且又在拉萨市郊，因此它的发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曲贡遗址的文化内涵，表现出许多独到的特点，它为我们展示了西藏高原腹地的一支远古农牧部落文化，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曲贡遗址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还发现了青铜工具。打制石器主要类型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石钻和石镞等。见到少量细石器标本，多见细石叶，不见典型细石核。出土的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主要器型有梳形器、锛、镞、刀、齿镰、重石、研色盘、磨盘与磨棒等。

骨器具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主要器形有锥、针、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锥数量最多。小件青铜器仅见扁叶形箭镞一枚，器型规整，刃缘锋利。

曲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是陶器，主要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绝不见平底器。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还有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等。

曲贡文化陶器

曲贡遗址还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迹。墓葬发现有土坑石室单人曲肢葬、二次葬和二次合葬，以实用陶器作随葬品。

曲贡遗址虽然发掘到不少灰坑，但没有发现居住遗迹。

曲贡文化遗存的年代，从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上看，它晚于卡若文化。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也表明，曲贡遗存明显晚于卡若文化。曲贡遗址的碳-14数据，目前已测得6个，经树轮校正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大体可以确定曲贡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3750年之间。推测这个上限还不是曲贡遗存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

后来的调查发掘还证实，与曲贡遗址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还有一些发现，如贡嘎县的昌果沟遗址和琼结县的邦嘎村遗址，都见到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早在1985年在初步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曲贡遗址的发现者就提出了命名“曲贡文化”的建议。我们在经过更大规模的发掘和进一步研究以后，也赞同命名为曲贡文化的意见，将曲贡文化遗存作为西藏腹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看待。

这样，在20年的时间里，我们拥有了卡若和曲贡两支新石器文化，填补了西藏地区史前考古的空白。卡若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4300年之间，曲贡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4000～3500年，两者在年代上不相接续，不存在直接的文化源流关系，它们是两个有些关联又互为区别的文化类型。卡若与曲贡虽然分属于两个文化，在时空两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但它们同是分布在西藏高原，同属新石器时代，对研究高原史前文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史前工艺与技术传统

通过卡若和曲贡文化对西藏史前工艺和技术传统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对西藏史前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获得比较清晰的印象。我们考察的重点是石作与陶作工艺技术，还要考察冶铜术和建筑术，其他方面则不拟涉及。

石作工艺技术

石作工艺技术的考察，可分为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玉器）两大类，以打制石器的制作为重点。

卡若石器的构成，是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个类型。童恩正先生主要通过卡若遗址的资料，对西藏史前的石作工艺特点进行了归纳。他说西藏地区的石片打制石器，均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器形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为常见，风格与华北打制石器技术传统接近，表现出的地域特点是石片的相邻两边采用了错向加工方法。这里的打制砾石石器如砍器、敲砸器、边刮器和穿孔石器等，还明显地带有华南砾石工艺特征。

卡若文化打制石器

卡若文化细石器

卡若切割器的局部磨刃技术，也是南方新石器文化常见的。这些证据说明，西藏打制石器技术兼有南北传统工艺，这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童恩正先生还注意到，在卡若石器中有少数是在核体上先修理出所需的外形，然后打片成器，只对刃缘稍作修理而不必进一步整形便可使用，如部分切割器和端刮器就是采用这种技术制成的。这种预加工的打制石器技术，在欧洲称为“勒瓦娄技术”（Levallois technique），成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童恩正先生还认为，在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西藏细石器中，船底形、楔形、锥形和柱形石核和与这些石核相关的各式石片及石镞、尖状器、雕刻器、边刮器等细石器，大体属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传统，而不同于欧洲等地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

除卡若遗址以外，西藏地区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细石器地点，它们多数可能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但是由于这些资料基本都不是科学发掘所得，我们目前进一步研究还有一定困难，所以本文不拟涉及。

曲贡文化的石器除细石器不发达且不典型以外（仅占石器总数的3.2％），其他方面与卡若石器有不少明显相似，工艺技术属于同一传统，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卡若文化磨制玉石器

曲贡文化的石器以打制的占绝大多数，材料多为就地选取的砾石，主要采用锤击法打片。以石片石器为主，普遍采用预加工的“勒瓦娄”工艺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工艺较卡若文化更为成熟。曲贡遗址的许多石片石器都不见二次加工痕迹，原因正在于此。也见到一部分精细加工的石片石器，从器形到刃缘都经过反复修理。

曲贡发现不多的磨制石器除具备一般的打琢磨光等工艺特点外，也还有一些独特之处。如锉齿技术得到较好发挥，梳形器和刀镰上的齿列整齐、齿槽划一。又如石磨盘和磨棒在使用光滑后，要在磨面进行琢打加工以保持糙面，目的是提高磨具的效率。石器的钻孔采用了锥钻、打琢和锉切技术，有时是数法并用。发现不多的玉器采用了抛光技术，器表光滑润泽。

卡若磨制石器的比例同曲贡相比要高一些，整体数量依旧不算多，但是制作水平却很高，切、琢、磨和钻孔工艺运用非常熟练。部分石器只磨光了刃部，锛、凿和切割器等多数器形为单面磨制的偏刃，还见到一些两端刃器。卡若部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取材于硬玉，这些玉器的制作工艺与磨制石器相同，与曲贡玉器一样也采用了抛光工艺，器表光润，棱角平直。

讨论石作工艺技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虽然铜器已经出现，也掌握了石器和玉器的精磨技术，但西藏史前时代晚期生产工具的主体为何依旧还是大量的打制石器？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比较发达的石作工艺技术，为什么在石器制作上没有得到普遍运用？实际上这些技术在运用上还显示出一种逐渐衰落的趋势，卡若遗址磨制石器的数量便表现出从早至晚渐为减少的规律，年代晚近的曲贡文化磨制石器更少。

简单的打制石器工艺技术，伴随着磨制石器技术的出现，一直延续使用到冶铜技术的出现，这种情形在西南地区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在西藏地区显得更为突出，西藏新石器文化中的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比例高到85％（卡若）和95％（曲贡）。童恩正先生在卡若遗址发掘结束后，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他在《西藏考古综述》一文中写道：“根据卡若遗址发掘的资料，粗糙的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新石器、陶器并存，乃是西藏（至少在其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一大特征”。

我们对这一特征的形成，还缺乏透彻的解释。有一些研究者曾试图由经济形态的变更上求得答案，但并没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某一遗址看这答案可能是正确的，但在整体上而言却不一定完全如此。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这种打制和磨制石器的特殊比例现象，需要由更多角度进行研究，可能还存在其他的背景和原因。

２

冶铜技术

曲贡遗址出土了一枚青铜镞，时代约当中原夏商之际。铜镞为扁平叶形，与同出的玉镞器形相似，可以确定为当地制作。铜镞出自103号探方，它埋藏在12号灰坑内，灰坑的层位遗址的下层，没有见到扰乱的迹象。这铜镞是与大量的打制石器共存的，它在雪域高原的腹地出土，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我们作为发掘者，没有接受这个发现的思想准备，一些藏族学者对这个发现也感到不易于接受，因为人们在过去努力构建的藏学体系中，并没有留下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容纳它。

这枚铜镞形体比较端正，左右对称，扁平形，短铤，边锋微弧，刃缘锋利，长3.7、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成分为比较标准的锡铜合金，含锡量为12.51%，含铜量为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还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这个结果与直观认定为锻打工艺制成的结果不同。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

曲贡遗址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但可以肯定这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考虑到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应当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份配置比较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

曲贡遗址铜器的出土，是西藏地区发现早期青铜器的开端，我们相信随着本地区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早期铜器一定会有更多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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